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凯丰

  凯丰这一个名字，许多人是在有关遵义会议的记述中知道的。至于以前和以后，凯丰的活动经历大家探索得并不多。许多党史著作和辞书，对他或是没有记述，或是寥寥数语。笔者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几十种书报刊，终于看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凯丰。

  凯丰, 本名何克全（“凯丰” 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06年2月2日生于江西萍乡老关乡，和张国焘是一个地方人。1927 年加入中国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1930 年回国，在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年的10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在瑞金召开苏维埃文化教育大会，凯丰 代表政府在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教育政 策的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反对排斥知识分子的 “左”的倾向，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文化教育建设，允许私人办学等。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有力地促进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极力辩护，挖苦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 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 年 1 月，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 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 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 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 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同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又提起遵义会议上凯丰对他的挖苦，说：“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不服气地说：“谁正确，谁错 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两个月后，通过革命斗争实践，他看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超人的政治才干，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月，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 “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老乡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7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 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策划了一系列对凯丰的“反击”活动。在 8 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 9 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以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也许是因为凯丰写了那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他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 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也许是因为这一些情况，后来有些人（包括张国焘）误以为凯丰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到达陕北后，决定凯丰担 任“少共”中央书记。1 1 月间，他 又受命筹组中国青年团中央局，担任书记（秘书长是胡耀 邦）并兼任中央团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 立后，凯丰还兼任粮食部部长。在1936 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红军过黄河东征计划，凯丰随、张闻天一起出征，参加地方委员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东征后的宣传群众的任务。5 月间，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凯丰是重要成员之一，肩负着指导党的报刊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 0 月 20 日，扩大会议在保安召开，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凯丰作了报告和结论， 要求对新发展地区分类进行工作，灵活运用政治工作原则。

  1936 年 11 月 22 日，凯丰与一起，出席了命名的陕北第一个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为主任）的成立大会，并讲话祝贺。这成为陕北和延安革命文艺的“壮举和开端”。1936 年 1 2 月的西安事变，事发仓促，震动中外。在保安的得悉后，急召 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和凯丰等到他的窑洞开会，分析形势，商讨对 策，确定了正确的应对方针。1937 年 1 月 20 日，红军大学迁到延安，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 “抗大”）。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规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凯丰则为抗大写了校歌。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 全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后来，由吕骥谱成歌曲，在抗大，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传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子孙……”

  1937 年是一个风云激变的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政治、军事、政党、阶级关系及国际形势，都处在一种调整和激变状 态。

  这年，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党的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制订重大方针政策。2月24日， 中央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决定凯丰担任中央宣传部部 长。3月间召开了党的“延安会议”，最后三天批判张国焘的错 误。凯丰首先做《反对张国焘错 误》的报告，系统揭发和批判了张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4月，《解放》杂志创刊，凯丰参与编辑工作。5月初，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凯丰被选入由19人组成的主席团。会议听取和讨论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马上就要来临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8月，凯丰出席了“洛川会议”，参与制订指导全国抗战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他在会上积极发言，完全同意报告中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提出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的方针政策。此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937 年 8 月 21 日，直接关心支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 丁玲为主任。为该团讲“大 众化问题”，并要凯丰去讲“统一 战线问题”，作为西战团出发前的 培训课。和凯丰多次找丁玲 谈话，对西战团的工作方针作出具体指示。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凯丰等 13 人 出席，主要讨论抗战以来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会上 斗争激烈，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 张一度得势。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凯丰站在一边。13日， 政治局作出关于召开党的“七大” 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七大委员会”，凯丰是成员之一。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七大”延至 1945 年 4 月才召开 。

  1938 年 4 月 10 日，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被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

  1937 年 4 月，凯丰受到了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 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红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 2 月 27 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 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 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7 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等 30 多人，因密谋 “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什么我的精神？”厉声批评说， “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 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就没有批一个 ( 一方面军) 战士；可现在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等，一句“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当年 6 月 9 日的《新中华报》对此事件作了披露）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1938 年 3 月，凯丰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取 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七大”的。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 年 4 月 2 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又 经西安，1 1 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作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 年 7 月 7 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急，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 年 1 月13 日，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 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 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 年1月，凯丰在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集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9 月 10 日，中央做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敌占大城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南方局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进行研究和部署，决定由周恩来、凯丰负责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在以凯丰为书记的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一直在斗争中健康发展。凯丰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 舍、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并且通过他们指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甚至营救一些进步文化人。凯丰还指导着《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出版，在发展进步文化、促进创作和团结文化人方面，投入了很多心血。在周恩来和凯丰的帮助下，11月间以郭沫若为首，在重庆 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它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 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的活动中心。11月3日，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 年 5 月 16 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1941 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 1942 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 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1942年2月1日，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 月 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 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做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 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 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在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的同时，从3月下旬起，开始准备解决文艺界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思想混乱等与革命不协调的问题。与凯丰等找了几 十位文艺家谈话。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凯两个人联名（这是毛 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与人联名召开会议）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由凯丰主持，会中许多问题由他处理，许多后续性工作也由他部署，开得十分成功。

  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5 月下旬，中央成立了总学委，其成员是、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这 年秋天，邀集凯丰、陈云、博古等到他的窑洞，谈整风运动的指导问题，说：“我们这个会，也能说是个神仙会。”这话也表明了凯丰当时的主体地位。中央总学委有分工，凯丰负责指导中央文委系统和延安学校的整风，包括中央研究院、鲁艺等。研究院的整风，由于王实味挑头闹极端民主，一度出现曲折。由于凯丰的及时指导，才转入正规。6月2日，中央总学委又作出决定：由凯丰领导一个班子，负责以文章形式公开解答在学习整风文件中提出的问题。这个班子的成员包括陆定一、胡 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后来在《解放日报》上开辟“学习”专栏，陆续刊出他们写的十几篇高水平的文章， 凯丰发表了《如何打破教条主义》。6月8日，中宣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并提出五条具体意见。

  1942年9月15日，致信凯丰，商谈改进《解放日报》，党组织如何利用报纸开展工作，以及中央设立编译部等重大问题。同时，还要他负责指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这封信中，还安慰凯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由此可见，两人的情谊甚笃。

  ◆1942年 5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图为在座谈会期间和文艺工作者的合影。前排右起：胡绩伟、周文、塞克、白朗、力群、瞿维、李伯钊、丁玲、朱德、陈波儿、张悟真、、田方、草明、罗烽、刘白羽、秦邦宪、徐特立、王稼祥、任弼时、凯丰、康生。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1943年3月10日，由凯丰倡议，以中央文委和中组部的名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有50位党员文艺家出席。、凯丰、陈云、周扬等出席并讲话。凯丰讲《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他说：现在要下乡，实践新的文艺方 向，要打掉做客观念和文化人架子。凯丰还讲了下乡的困难，下去注重的是什么，对下乡文艺工作者的希望等问题。会后，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深入工农兵的热潮。3月22日，凯丰在中央文委召开的戏剧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内容是抗战所需要的，形式 是群众所了解的——提倡合于这个要求的戏剧，反对违背这个要求的戏剧，这就是现在一切戏剧运动的 出发点。”进一步阐述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通过实践检验和切身体会，凯丰对和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由衷地敬佩。这年4月凯丰致信，提议在“五·五”学习节时集中宣传一下思想。回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因我的体系尚不成熟”。凯丰还提议：本年12月为50华诞，想搞一些庆祝活动。对此，毛 泽东断然拒绝，说：目前是内外困难时候，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 了，会生出不良影响。

  1943年3月2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 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凯丰肩负着这方面工作的统筹运作重任。5月27日，中央对1943年的翻译工作做出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的翻译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负责，吸收博古、张闻天、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在凯丰的领导下，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等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热情参加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而拒绝投他的票。出于对凯丰等关心， 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 5月 24 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对代表们说：“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 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亦感惋惜和无奈 。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和 1 1 万大军紧急开赴东 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央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 年 11 月 1 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请求题写报名。欣然题写并回信：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 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延安鲁艺于1945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1947 年 7 月 4 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 年 4 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 年上半年，凯丰兼任东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沈阳市委书 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 2 月 19 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摩擦。为此，高岗 2 月 26 日给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 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是正确的，已采纳 。”“凯丰有意见 （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明确支持了凯丰，同时也是对高岗霸道作风的批评。

  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和家长制，使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与延安时期相同，仍 在党中央和身边工作。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长因编 “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 部工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每天负责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 “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受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主持了凯丰追悼会。